論屋脊、禽鳥與地方何以不只是地理
——黃淑卿〈燕尾與戴勝(台灣金門)〉
撰文:王穆提(WANG MUTI)
人若真正要理解一個地方,單靠地圖實在是不夠的。地圖給人邊界、道路、方位、行政區名,卻不告訴人一個地方是如何在風裡成形,在人心裡沉澱,在鳥的飛行路徑裡被記住,又在建築的線條與瓦脊的轉折中,慢慢變成可以被辨認、也可以被懷念的存在。地方若只剩座標,便只是空間;地方之所以成為地方,乃因有記憶附著其上,有生活在其間層層沉積,有一些事物——譬如一種屋脊、一種鳥、一種晚霞、一種聚落的方向感——使它不再只是「那裡」,而成為某種不能任意替換的「此地」。黃淑卿這件〈燕尾與戴勝(台灣金門)〉,在我眼中,正是一件關於地方如何被保存、被凝視、被轉化為精神結構的作品;它不是單純畫了金門,而是畫出了金門作為一種文化地景,如何由建築、鳥類、記憶與空白共同構成。

這件作品最先觸動人的,並不是色彩之繁,而恰恰是其節制。整幅大幅紙本之上,留下極大量的空白,中央偏上是一個近圓形的構造,如徽章、如天井、如窗、如鏡,又如一枚被時間磨亮而仍保有邊界的記憶器皿。這圓形之中,燕尾脊被拆解、旋轉、重組,構成一朵近似花形的幾何結構;那尖翹上揚的屋脊,像建築的指尖,又像某種古老形式在向天空提出無聲的發問。中央視野之內,則有偏紅橘色的地平、村落屋頂、以及一根直立的柱狀形體,像風獅爺、像守護者,也像地方精神的中軸。畫面下方,幾隻戴勝鳥立於大面積留白之中,姿勢各異,有的昂首,有的轉身,有的一足微抬,有的羽冠展開,像在彼此呼應,又像在等待某種只有牠們知道的時間。下緣並有題字與印章,將整幅作品重新拉回紙本書寫的傳統脈絡之中。
我向來偏愛那些不急於把意義一次說盡的作品,因為越是成熟的圖像,越懂得保留一些不肯立刻被翻譯的部分。黃淑卿這件作品正是如此。你若問它畫的是什麼,答案似乎並不難:金門傳統閩南建築的燕尾脊,地方文化象徵,與棲息其地的戴勝鳥。然而你若只停在這一層,便幾乎等於沒有開始閱讀它。因為畫中的燕尾,不只是建築細部;戴勝,也不只是地方鳥種。二者被放在同一畫面之中,且不是自然寫生式地同置一景,而是以一種近乎象徵學、空間哲學與記憶圖譜的方式彼此回應。換言之,這並不是「建築加鳥」的圖像,而是一個關於棲居、守護、回返、地方性與文化形式如何交纏的思想性構圖。 海德格說過一句極重要的話:
「人詩意地棲居於大地之上。」
這句話常被引述,卻也常被說得太輕。多數人理解「詩意地棲居」,彷彿只是住得優雅、過得從容;其實海德格的意思更深,因為他關心的從來不是裝飾性的美,而是人如何在世界之中真正安頓自己。棲居並非單純占有一個住所,而是與天、地、神聖、凡俗之間建立某種不輕率、不粗暴的關係。若依此來看〈燕尾與戴勝〉,我們便會發現,畫中的燕尾脊不只是地方建築的裝飾特色,而是人曾經如何在土地上建立秩序、祈願安穩、標示身份與凝聚共同感的一種形式證詞。那上揚的脊線,本身就帶著一種超越純功能的姿態:它不是只為遮風避雨,而是在說,居住也可以有尊嚴,有方向,有向上抬升的精神線條。黃淑卿把這些屋脊拆出來、放大、環狀重構,像是在提醒觀者:地方文明真正不會消失的,也許不是整座房子,而是那一筆曾經使房子不只是房子的精神筆勢。
而與屋脊相對的戴勝鳥,則把棲居的問題從人的建造,推回非人生命的存在方式。戴勝不是籠中鳥,不是祥瑞圖式裡被馴化的禽鳥,而是一種懂得在地面、林緣、村落周邊與老建築之間活動的生命。牠有明顯的羽冠,有細長的喙,樣貌既古怪又優雅,幾乎自帶一種介於滑稽與神祕之間的氣質。黃淑卿沒有把戴勝畫成陪襯,也沒有使牠們僅僅成為地方風物誌的插圖;相反地,這幾隻戴勝被放在下方大片留白裡,反而具有某種存在論上的重量。牠們站在空白中,不像被畫家「安置」上去,倒像從畫外一步一步走進來,自己在紙上佔據了位置。於是,整件作品便形成一種極有意思的對照:上方是人類文明濃縮後的形式結晶——燕尾脊、窗框、磚飾、守護形象;下方則是鳥,作為另一種不依照建築學、卻同樣深知如何住在地方上的生命。這使我想到,真正的地方並不只由人保存,也由鳥保存;不只存於文史資料,也存於季節性返來的身影、巷弄邊緣的覓食,以及那些比人更早知道哪裡仍然適合停留的生命經驗裡。
在這一點上,巴舍拉對「家屋」的思考極能幫助我們理解此作。巴舍拉在《空間詩學》中並不把房子只當作物質建築,他說房子既是庇護,也是記憶的器官,是人如何在世界中形成內在空間的原型。若我們把這個思路稍作轉移,便會明白黃淑卿畫中的燕尾脊之所以動人,並不在於「建築畫得真」,而在於它被畫成了一種地方記憶的精神器官。它像一個入口,也像一個盛器;像窗,也像瞳孔;像宗祠門面的一部分,也像時間對地方開出的一朵形之花。更微妙的是,這個結構被置於圓形之中。圓,本是最古老的宇宙形之一,常意味循環、回返、內在完整、天體、鏡面、護持。於是,上方的圓形構造便不再只是構圖技巧,而像一種象徵性的界面:它把地方從單純地理轉化為一個可被回望、可被保存、可被重新組織成精神空間的「內景」。
若說巴舍拉讓我們理解此作的內在空間性,那麼班雅明則使我們看見它的歷史氣息。班雅明談「靈光」(aura)時,說的是一種距離中的在場,一種不可完全被複製的時間厚度。今日談地方文化,往往容易變成觀光語彙:特色、保存、活化、再利用、觀光亮點。這些詞當然有其社會實用性,卻也常把地方變成可消費的標籤,而失去真正的時間重量。黃淑卿之所以高明,在於她並不直接把金門畫成可瀏覽的景觀,而是把金門畫成一種帶著距離、帶著回望、帶著文化靈光的場域。中央那紅橘色的天空與聚落,並非自然主義地描繪,而像記憶中被提煉過的一塊時間;屋脊與裝飾構件亦並非實測圖,而像在歷史淘洗之後剩下的精華與殘響。畫中之地方,不是旅遊手冊裡的地方,而是班雅明意義上「仍帶著靈光」的地方:它未完全被現代視覺制度所收編,仍保有一些不能被立即平面化、資訊化的文化氣息。
我又不禁想到利科關於記憶與痕跡的思考。利科曾一再提醒我們,記憶不是把過去原封不動地帶回來,而是以痕跡、重述、再構的方式,把已逝之物重新安置於當下。從這個角度看,黃淑卿的作品具有很強的「記憶工程」性質,但這工程不是冷冰冰的修復,而是一種帶著情感與形式智慧的再建。她沒有把燕尾脊照樣複製,而是重組;沒有把戴勝放入具體場景,而是抽離到空白當中;沒有把金門畫成實景透視,而是把它壓縮進一種像內景、像徽章、像精神模型的構造裡。這種作法本身便在說:地方不是死守原貌,而是在不斷的再敘述中保存自己。真正的保存,不只是把舊物留著,而是讓它有能力在新的形式裡繼續說話。
至於下方的戴勝,其實把這件作品往更深的哲學方向又推了一層。很多人談地方,總習慣只談人如何屬於某地,卻很少問:其他生命是否也以牠們自己的方式屬於此地?鳥與建築在這裡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它們都具有識別性,更因為它們一起提出了一個問題:地方究竟是人的產物,還是人與非人共同編織出來的居住網絡? 戴勝並不懂人類的歷史敘事,卻可能比人更早知道,哪裡有合適的樹洞、磚縫、荒地與靜處。牠們不像人那樣書寫地方史,但牠們用身體的往返、棲止與繁殖,在另一種尺度上把地方活出來。這使作品超越了僅僅追憶地方文化的層面,而更接近一種多物種的地方存在論:地方不只是人的祖厝、人的聚落、人的記憶;地方也是鳥的領域、草木的節令、非人生命與人類文明偶然卻深刻地重疊之所。
德勒茲曾說,形式不是靜止的輪廓,而是力量留下的痕跡。此語放在這件作品上,格外耐人咀嚼。燕尾脊之所以成其形,並不只是工匠手藝;它其實凝聚了宗族倫理、地方審美、建築技術、風土因應與文化榮譽感。戴勝之為戴勝,也不只是生物圖鑑上的分類,而是一種長期與地方邊界、田野、聚落共生後所形成的棲止樣式。換言之,這件作品中的每一種形式背後,都不是空洞的圖樣,而是力量:歷史的力量、作為地方文化形塑者的人類集體力量、季風與沿海環境的力量、以及生物適應地景的力量。黃淑卿把它們聚在一張紙上,不是為了做知識陳列,而是使觀者看到,原來地方並不是由單一敘事構成,而是由多重時間、多種生命形式、多層文化力量互相纏繞而成。
我尤其欣賞這件作品的大面積空白。今天太多畫怕空,怕觀者覺得不夠滿、不夠豐富、不夠熱鬧,於是急著把一切填滿;然而真正有哲學性的作品,往往懂得留下那些不可被立即占滿的區域。黃淑卿這件畫裡的空白,在我看來,並非空缺,而是思考的場所,是地方仍未被說盡的部分,是歷史說到一半刻意沉默之處,也是鳥得以站立、觀者得以停留、文字得以慢慢沉澱的紙上氣候。這使整件作品頗有一種近乎儀式的靜度:上方的圓形像內殿、像聖龕、像一枚地方靈魂的剖面;下方的鳥與文字,則像日常與言說,仍在這種聖性的輻射下緩慢呼吸。如此一來,畫面不再只是視覺配置,而更像一種精神秩序:上有文化之形,下有生命之行,中間大片留白,留給時間與觀看自行完成最後的連接。
黃淑卿這件作品之於我,便像一次安靜卻不容忽視的提醒:人若要真正愛一個地方,便不能只愛它作為自己的記憶背景,也不能只愛它那些方便被說成文化資產的部分;人還應學會去理解,一個地方之所以成立,常常是因為有太多不是由我個人意志所決定的事物在彼此成全——有祖屋的脊線,有工匠的手,有季風帶來的光色,有鳥在殘瓦與田野間留下的生活節律,也有一代代人把地方從居住轉化為意義的耐心。若無此等耐心,地方便會迅速淪為景點,文化便淪為樣式,而鳥也只剩下自然教育圖鑑上的名字。
所以我看〈燕尾與戴勝〉,最終讀到的不是鄉愁,而是一種更難得的東西:地方的形上學。何謂地方?它不是單純一塊地,也不是單純一組人文符號。地方是形式被時間反覆使用之後留下的精神密度;是文明不全靠文字、而也靠屋脊、飛羽、空白與遺留之物慢慢構成的內在秩序。黃淑卿把金門畫得如此安靜,正因她要說的不是表面的熱鬧,而是那些真正耐久的東西:屋脊如何向上,鳥如何停下,夕光如何使聚落既像在場又像遠去,而一張紙如何可以容納如此多層不同速度的時間。
黃淑卿〈燕尾與戴勝(台灣金門)〉以紙本彩墨構築出一個兼具地方記憶、建築象徵與非人生命存在感的複合場域。作品上方以圓形結構收納燕尾脊、磚飾、聚落與守護形象,形成近似窗、鏡、徽章與精神器皿的視覺界面;下方數隻戴勝則被置於大片留白之中,使鳥不再只是地方風物的陪襯,而成為另一種棲居此地的存在者。若借海德格「詩意地棲居」的觀點,可見作品中的燕尾脊並非單純裝飾,而是地方文明如何在土地上建立秩序與尊嚴的形式證詞;巴舍拉對家屋與內在空間的論述,則說明了圓形結構何以具有地方記憶器官般的精神性。班雅明的「靈光」與利科對記憶痕跡的思考,進一步揭示出作品並非寫實再現金門,而是在重組中保存其文化時間厚度。整體而言,〈燕尾與戴勝〉不只是描繪地方,而是將地方提升為一種建築、生命、記憶與存在彼此交纏的形上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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