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滋賀向來有著名的琵琶湖，而在琵琶湖上的沖之島，更是日本唯一的淡水島，島上居民大多數為老人居多，當地以自耕農業、漁業為主，唯有ㄧ座小學，小學生們上完課後就搭船離開島而回到市區。日本從幼兒園到高中是免學費的，幼兒園只需要支付餐費，當然，這是以公立學校的福利來說。而日本天台宗的傳教大師最澄即誕生於現今琵琶湖周圍的滋賀縣大津市。
日本天台傳教大師最澄在其對法相唯識宗的德一法師辯駁而作的《守護國界章》 中，指出：「此《 瑜伽論》 十七地文者， 梅呾利耶， 夜分誦出： 阿僧伽師， 四月結集。補處無下筆， 唯寫言， 寧眞哉！有心學生等， 莫信河漢言也！」「河漢」語出莊子·逍遙遊：「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意即日本天台傳教大師最澄法師認為大論所說乃唯戲論、大而無當之言，故令其學人等莫信此大論戲論之言，最後懷疑大論的真實性。
最澄，是與空海留學於大唐的，只不過或者對於大論並不認同。而對於大論的不認同，玄奘大師在遊歷印度之行中，也有遭遇過。只不過，最澄於該書對於三時、四教的辯駁卻是比奘師於印度所遇之二乘僧的對話還要精彩。按其立場與傳承，不信受大論也是能夠了解的。滋賀縣大津市出生的最澄法師，於日本各地都有諸多佛寺於內供奉其像以示尊敬。從長野山間俯瞰其間，供奉著最澄法師的石像與日本素稱的阿爾卑斯山脈彼此眺望著，或許最澄法師也是出於護宗的心態而著書互相批駁所致。
最澄（767年9月19日－822年6月26日）引用法藏《華嚴經探玄記》關於智光論師的論點辯駁玄奘三藏之三時教理。最澄該書對於玄奘三藏所傳新法相義，頗有批判的說：「是故可知，天竺智光不許其時，震旦苑澄不許其教，新法相師，移善改惡，此間法相。由何増執？若刻船守株，其人愚甚耳。」刻船守株者，即為緣木求魚、守株待兔之意也，描述新法相師「愚甚」，「愚甚」即是甚為愚蠢、愚昧。
然關於戒賢與智光論師，法藏（643年－712年）於《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卷上說：「親問大原寺翻經，中天竺三藏法師地婆訶羅，唐言日照，說云：近代中天竺那爛陀寺同時有二大德論師，一名戒賢，一名智光，並神解超倫，聲高五印，六師稽顙，異部歸依，大乘學人仰之如日月，天竺獨步，軌範成規，遂各守一宗，互為矛盾。」據法藏詢問地婆訶羅義，地婆訶羅（613年－687年）本與玄奘三藏在那爛陀寺為同學，後於唐高宗儀鳳元年（676年）才到達大唐長安，也就是說法藏與地婆訶羅的碰面也是676年之後的事情。此時玄奘三藏已經往生（664年3月7日），而慈恩大師窺基（632年－682年）則尚在。
然《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說智光論師實際上為「戒賢法師門人之上首」：「夏五月乙卯，中印度國摩訶菩提寺大德智光、慧天等致書於法師。智光於大、小乘及彼外書、四韋陀、五明論等莫不洞達，即戒賢法師門人之上首，五印度學者咸共宗焉。」顯見智光論師為戒賢論師之上首弟子，也能了解到戒賢並不侷限於傳授唯識，爾後傳住持位予智光論師。根據《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說，玄奘三藏回信給智光論師：「惟正法藏植慶曩晨，樹功長劫，故得挺沖和之茂質，標懿傑之宏才，嗣德聖天，繼輝龍猛，重然智炬，再立法幢。」 足見奘師與智光論師為師兄弟關係，若非，則不會提及正法藏（戒賢）論師，見奘師回信與智光論師則能知曉彼此對於各分修學極為敬重，並不會如同後世學人用諸多惡語、無義語彼此爭執。
日本天台宗最澄並不應許瑜伽師地論與玄奘三藏所傳新法相義。而慧沼法師（西元六五一─七一四年）與智周法師（西元六六八～七二三年）後的將近一百年，本由印度玄奘三藏當時製作會中論以融中觀、唯識見後，再次演變成為日本天台與法相唯識宗之爭議，然諸多世間爭議皆出於護我、我所，以此自宗為我、我所而有種種興謗，十信位首重於信解唯識義。現今的學人也是如此，不會思維當時玄奘三藏翻譯大般若經六百卷、三乘阿毗達摩論書，最後卻為什麼選擇「法相唯識」作為傳授窺基等弟子的動機，而除唯識外，奘師亦如同其師戒賢論師一樣，並不刻意獨傳法相唯識，而採隨翻隨授方式教學，如同奘師弟子法寶等人，於諸義也有不同見解，此即是奘師之氣度與多元教學，實非現在自稱菩薩者所能比擬。
依世俗諦，無氣度者，縱於一切學問、事業興盛，於為人上，已經失去一大截。所以才會說出《瑜伽師地論》為「寧眞哉」、「莫信河漢言也」，對於奘師直承戒賢論師三時教義則說：「移善改惡」、「其人愚甚耳」，若真為「愚甚」，焉又能製作因明、般若等疏乎？
（圖片說明：從長野山間俯瞰其間，供奉著最澄法師的石像與日本素稱的阿爾卑斯山脈彼此眺望著，或許最澄法師也是出於護宗的心態而著書互相批駁所致。）
